这狐狸不是那狐狸
在西方寓言谱系中，《乌鸦和狐狸》相当出名。它从早期的《伊索寓言》中脱颖而出，被后世作者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反复改写，并被收入各种文学启蒙读物中。以《伊索寓言》为起点，这一著名文本在传播改写中呈现出多种价值，值得咀嚼、寻味。
《伊索寓言》由罗念生翻译的版本中，这则寓言的题目为《大鸦和狐狸》，故事甚短，转引如下：
大鸦抢到一块肉，落在大树上。狐狸看到了，想得到那块肉，就站在树下，夸大鸦高大、漂亮，说他最适合作（做）鸟类的王，要是他能发出声音，那就毫无疑问了。大鸦想表明他能发出声音，便放开肉，大叫起来。狐狸跑上去，抢到那块肉，说道：“喂，大鸦，假如你有头脑，你作（做）鸟类的王就没有问题了。”
此故事适用于愚蠢的人。
寓言在结尾提出教训，是借乌鸦来讽刺某些人的愚蠢，由此衬托出狐狸的聪明，符合许多人对该动物的符号化认识。
改写颠覆了寓意
在中世纪的法国，这则寓言经过细节的改动（比如把那块肉改成奶酪）、情节的扩充（比如当奶酪掉下后，狐狸居然不马上叼走，而是打算拿它作诱饵来诱捕乌鸦），进入列那狐系列民间故事中，其寓言本来的教训意义淡化了。所添加的情节，让狐狸在惯有的狡猾中又加上了贪婪的一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在法国，从寓言角度让《乌鸦和狐狸》故事大放异彩的是拉封丹。故事中的一个细节，遵循列那狐传奇的改编，把伊索寓言中的那块肉换成干酪。此外，大致的情节内容则相似，只是改用诗歌形式，语言更优美，描写也稍具体，但关键是结尾发生了很大改变。《伊索寓言》结尾“此故事适用于愚蠢的人”，点明是在讽刺如乌鸦等愚蠢者，而拉封丹在结尾没有这样的议论，他是这样写的：
狐狸抓住干酪就说：“我的好好先生，/你要记住，所有阿谀奉承的人/全靠爱听吹捧的人为生，/因此总还值得用块干酪去换此教训。”/乌鸦窘得很，羞容满面，/他赌咒发誓，说今后不再受骗，/可惜就是晚了一点。
狐狸得到干酪后，客观指出阿谀奉承者与爱慕虚荣者的互相依存关系，在给乌鸦的形象告诫中显示了自嘲兼嘲人的意味。这样，寓意指责乌鸦愚蠢的单一立场，就变得模糊、暧昧了。
狐狸立场太复杂
这一改变，从主旨来说对《伊索寓言》是具有颠覆意义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第二卷中，对拉封丹寓言进行了逐字逐句分析，认为这则寓言不能起到拉封丹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一则说：“寓言写是写得很有趣了，但因此也就牺牲了它的鲜明的寓意。”再则说：“你不是在教他们怎样把自己的奶酪紧紧含在嘴里，而是教怎样想办法把别人嘴里的奶酪骗出来。”最终，他认为类似的寓言不应该用作小孩子的启蒙读物，理由是：当他们有机会把所学的寓言拿来应用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同寓言作者的意图是相反的；对于你想纠正的缺点，他们不仅满不在乎，而且还偏偏喜欢为非作歹，以便从别人的缺点中得到好处。
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基于卢梭的教育理念，即对小孩子来说，体质的训练、艺术素养的陶冶应该早于知识的传授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对小孩子来说，音、体、美应该是主课，语文、数学、道德、法律等课程应该是副课，过早进行所谓的知识和道德的教育，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卢梭认为，拉封丹那种追求艺术性的改写，其实是把《伊索寓言》直截了当的寓意复杂化、多元化了，似乎无论乌鸦还是狐狸的立场，都可能得到小孩子的认同。
无独有偶，跟卢梭几乎同时代的德国文学家莱辛也持这样的看法。在莱辛看来，教训应该绝对明显地写进故事，因为教训是寓言故事的真正和最终目的。而像拉封丹那样，把寓言写得过于漂亮，只能让寓意变得隐晦不清。莱辛还以一则寓言来形象地说明了其观点：有一个制造弓的人，为自己的弓雕刻上美丽的图案，结果弓变得无法受力，一拉就断。
把狐狸毒死了
也许，正是因为不赞同拉封丹寓言的主旨暧昧，莱辛对这则寓言作了大改动，他的作品成为《乌鸦和狐狸》故事谱系中非常另类的一则。其中提及乌鸦叼走的那块肉，是一个园丁准备用来毒死邻居家的猫的。结果狐狸花言巧语，故意说乌鸦是宙斯派来分发食物的鹰，乌鸦暗中高兴狐狸的“误会”，就把肉丢给了狐狸，狐狸吃下那块肉而毒发身亡。最后莱辛写道：该诅咒的谄媚者，愿你们除了毒药什么也不赞美！
虽然，在这样的改写中，狐狸的谄媚、狡猾和乌鸦的虚荣在作者笔下一概被讽刺了，但作者的基本立场清晰可辨。虚荣的乌鸦将错就错，反而逃过一劫，自以为得计的狐狸却中毒身亡——谄媚别人等于在给自己喂毒药，这样明确的教训，谁都会明白。只不过，狐狸使用谄媚之计获得的一块肉，居然浸染了毒药，如此发生的报应概率实在太低，太出人意料，真能起到的训诫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尽管莱辛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理论家，但一旦胸中的道德激情昂扬起来，也会忽视艺术逻辑的自身制约，其创作的感染力会大大削弱。
从寓言题旨的集中、单一要求来看，莱辛的改编固然达到了目的，但恰恰是这种集中和单一，按照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观点，是拙劣而不成功的。在他看来，克雷洛夫改编的该寓言才是成功之作。因为，克雷洛夫写狐狸对乌鸦的一番话具有鲜明的反讽色彩，是阿谀和嘲弄兼而有之的。其描写狐狸的阿谀之词，已经夸张到无以复加了，比如：亲爱的，你真美丽！/多么颀长的脖子，多么秀美的眼睛/真的，简直就像童话中的美女！/多么绚丽的羽毛！多么玲珑的小嘴！/说实话，嗓音也像天仙一样动听！
在吹捧之前，反复说“真的”“说实话”，不就是在暗示这样的鬼话连他自己都不信吗？寓言还继续写，当这种阿谀出自狐狸之口时，乌鸦听得激动万分，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类似描写，维果茨基认为“它所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包含着两层意思：既是阿谀，又是嘲弄”。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双重性时时刻刻在加强寓言的情趣和辛辣，可以说，没有这一双重性，寓言也就失去了全部的魅力。
背后的社会价值
这样，在拉封丹寓言改编中，本来让卢梭担心的那种多义理解：究竟是站队乌鸦，让愚蠢者学得乖一点，别被他人的甜言蜜语骗；还是站队狐狸，怎样通过自己的花言巧语，把别人嘴里的东西骗过来？在克雷洛夫的改编中变得更加复杂。即使暂时搁置乌鸦的立场，只取狐狸的立场，其言语也引发了多义的理解，让狐狸兼有了自嘲和嘲人的双重性。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维果茨基提及的一个传闻有了一定依据，即克雷洛夫因为缺钱，经常向一位爱好文艺的贵族借钱。为了达到目的，他总要把那位贵族的艺术水准大大夸奖一番。而克雷洛夫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就是那只狐狸。就像他夸赞那位贵族一样，在别人看来是阿谀，在他自己看来就是讽刺。因为夸赞太过头，让旁人和自己都不会相信，低级捧也就翻转成了高级黑。
把阿谀解释成嘲弄，这种翻转性解释常被认为是反讽。但不认同反讽的人，则会认为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中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理解的多义性，乃至寓言“反把孩子教坏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文本背后的社会价值。这为孩子理解文本提供了导向。总之，其间的是非曲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乌鸦和狐狸》的不同改编，有着寓意单一还是复杂的两种效果，对于这种差异，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立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第二，在寓言的改写中，乌鸦的形象基本是稳定的，处在变化中的主要是狐狸——狐狸的狡猾、善变，延伸到许多创作者那里，把形象的再创造聚焦在它身上，让这一形象，哪怕在短小的寓言故事中，也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张力。
在西方寓言谱系中，《乌鸦和狐狸》相当出名。它从早期的《伊索寓言》中脱颖而出，被后世作者基于不同价值取向而反复改写，并被收入各种文学启蒙读物中。以《伊索寓言》为起点，这一著名文本在传播改写中呈现出多种价值，值得咀嚼、寻味。
《伊索寓言》由罗念生翻译的版本中，这则寓言的题目为《大鸦和狐狸》，故事甚短，转引如下：
大鸦抢到一块肉，落在大树上。狐狸看到了，想得到那块肉，就站在树下，夸大鸦高大、漂亮，说他最适合作（做）鸟类的王，要是他能发出声音，那就毫无疑问了。大鸦想表明他能发出声音，便放开肉，大叫起来。狐狸跑上去，抢到那块肉，说道：“喂，大鸦，假如你有头脑，你作（做）鸟类的王就没有问题了。”
此故事适用于愚蠢的人。
寓言在结尾提出教训，是借乌鸦来讽刺某些人的愚蠢，由此衬托出狐狸的聪明，符合许多人对该动物的符号化认识。
改写颠覆了寓意
在中世纪的法国，这则寓言经过细节的改动（比如把那块肉改成奶酪）、情节的扩充（比如当奶酪掉下后，狐狸居然不马上叼走，而是打算拿它作诱饵来诱捕乌鸦），进入列那狐系列民间故事中，其寓言本来的教训意义淡化了。所添加的情节，让狐狸在惯有的狡猾中又加上了贪婪的一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在法国，从寓言角度让《乌鸦和狐狸》故事大放异彩的是拉封丹。故事中的一个细节，遵循列那狐传奇的改编，把伊索寓言中的那块肉换成干酪。此外，大致的情节内容则相似，只是改用诗歌形式，语言更优美，描写也稍具体，但关键是结尾发生了很大改变。《伊索寓言》结尾“此故事适用于愚蠢的人”，点明是在讽刺如乌鸦等愚蠢者，而拉封丹在结尾没有这样的议论，他是这样写的：
狐狸抓住干酪就说：“我的好好先生，/你要记住，所有阿谀奉承的人/全靠爱听吹捧的人为生，/因此总还值得用块干酪去换此教训。”/乌鸦窘得很，羞容满面，/他赌咒发誓，说今后不再受骗，/可惜就是晚了一点。
狐狸得到干酪后，客观指出阿谀奉承者与爱慕虚荣者的互相依存关系，在给乌鸦的形象告诫中显示了自嘲兼嘲人的意味。这样，寓意指责乌鸦愚蠢的单一立场，就变得模糊、暧昧了。
狐狸立场太复杂
这一改变，从主旨来说对《伊索寓言》是具有颠覆意义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第二卷中，对拉封丹寓言进行了逐字逐句分析，认为这则寓言不能起到拉封丹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一则说：“寓言写是写得很有趣了，但因此也就牺牲了它的鲜明的寓意。”再则说：“你不是在教他们怎样把自己的奶酪紧紧含在嘴里，而是教怎样想办法把别人嘴里的奶酪骗出来。”最终，他认为类似的寓言不应该用作小孩子的启蒙读物，理由是：当他们有机会把所学的寓言拿来应用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同寓言作者的意图是相反的；对于你想纠正的缺点，他们不仅满不在乎，而且还偏偏喜欢为非作歹，以便从别人的缺点中得到好处。
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基于卢梭的教育理念，即对小孩子来说，体质的训练、艺术素养的陶冶应该早于知识的传授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对小孩子来说，音、体、美应该是主课，语文、数学、道德、法律等课程应该是副课，过早进行所谓的知识和道德的教育，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卢梭认为，拉封丹那种追求艺术性的改写，其实是把《伊索寓言》直截了当的寓意复杂化、多元化了，似乎无论乌鸦还是狐狸的立场，都可能得到小孩子的认同。
无独有偶，跟卢梭几乎同时代的德国文学家莱辛也持这样的看法。在莱辛看来，教训应该绝对明显地写进故事，因为教训是寓言故事的真正和最终目的。而像拉封丹那样，把寓言写得过于漂亮，只能让寓意变得隐晦不清。莱辛还以一则寓言来形象地说明了其观点：有一个制造弓的人，为自己的弓雕刻上美丽的图案，结果弓变得无法受力，一拉就断。
把狐狸毒死了
也许，正是因为不赞同拉封丹寓言的主旨暧昧，莱辛对这则寓言作了大改动，他的作品成为《乌鸦和狐狸》故事谱系中非常另类的一则。其中提及乌鸦叼走的那块肉，是一个园丁准备用来毒死邻居家的猫的。结果狐狸花言巧语，故意说乌鸦是宙斯派来分发食物的鹰，乌鸦暗中高兴狐狸的“误会”，就把肉丢给了狐狸，狐狸吃下那块肉而毒发身亡。最后莱辛写道：该诅咒的谄媚者，愿你们除了毒药什么也不赞美！
虽然，在这样的改写中，狐狸的谄媚、狡猾和乌鸦的虚荣在作者笔下一概被讽刺了，但作者的基本立场清晰可辨。虚荣的乌鸦将错就错，反而逃过一劫，自以为得计的狐狸却中毒身亡——谄媚别人等于在给自己喂毒药，这样明确的教训，谁都会明白。只不过，狐狸使用谄媚之计获得的一块肉，居然浸染了毒药，如此发生的报应概率实在太低，太出人意料，真能起到的训诫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尽管莱辛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理论家，但一旦胸中的道德激情昂扬起来，也会忽视艺术逻辑的自身制约，其创作的感染力会大大削弱。
从寓言题旨的集中、单一要求来看，莱辛的改编固然达到了目的，但恰恰是这种集中和单一，按照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观点，是拙劣而不成功的。在他看来，克雷洛夫改编的该寓言才是成功之作。因为，克雷洛夫写狐狸对乌鸦的一番话具有鲜明的反讽色彩，是阿谀和嘲弄兼而有之的。其描写狐狸的阿谀之词，已经夸张到无以复加了，比如：亲爱的，你真美丽！/多么颀长的脖子，多么秀美的眼睛/真的，简直就像童话中的美女！/多么绚丽的羽毛！多么玲珑的小嘴！/说实话，嗓音也像天仙一样动听！
在吹捧之前，反复说“真的”“说实话”，不就是在暗示这样的鬼话连他自己都不信吗？寓言还继续写，当这种阿谀出自狐狸之口时，乌鸦听得激动万分，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类似描写，维果茨基认为“它所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包含着两层意思：既是阿谀，又是嘲弄”。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双重性时时刻刻在加强寓言的情趣和辛辣，可以说，没有这一双重性，寓言也就失去了全部的魅力。
背后的社会价值
这样，在拉封丹寓言改编中，本来让卢梭担心的那种多义理解：究竟是站队乌鸦，让愚蠢者学得乖一点，别被他人的甜言蜜语骗；还是站队狐狸，怎样通过自己的花言巧语，把别人嘴里的东西骗过来？在克雷洛夫的改编中变得更加复杂。即使暂时搁置乌鸦的立场，只取狐狸的立场，其言语也引发了多义的理解，让狐狸兼有了自嘲和嘲人的双重性。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维果茨基提及的一个传闻有了一定依据，即克雷洛夫因为缺钱，经常向一位爱好文艺的贵族借钱。为了达到目的，他总要把那位贵族的艺术水准大大夸奖一番。而克雷洛夫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就是那只狐狸。就像他夸赞那位贵族一样，在别人看来是阿谀，在他自己看来就是讽刺。因为夸赞太过头，让旁人和自己都不会相信，低级捧也就翻转成了高级黑。
把阿谀解释成嘲弄，这种翻转性解释常被认为是反讽。但不认同反讽的人，则会认为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中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理解的多义性，乃至寓言“反把孩子教坏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文本背后的社会价值。这为孩子理解文本提供了导向。总之，其间的是非曲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乌鸦和狐狸》的不同改编，有着寓意单一还是复杂的两种效果，对于这种差异，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立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第二，在寓言的改写中，乌鸦的形象基本是稳定的，处在变化中的主要是狐狸——狐狸的狡猾、善变，延伸到许多创作者那里，把形象的再创造聚焦在它身上，让这一形象，哪怕在短小的寓言故事中，也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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