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如何理解故宫博物院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匾额被挂上紫禁城的城门，这座昔日皇家宫殿厚重的正红宫门，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以来，首度向百姓敞开。
百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故宫，透过故宫的文化脉络，细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底，确立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深入故宫，我们以紫禁城为样本，在传承中创造新的文明；走出故宫，我们面向世界，构建更为夺目的“中国符号”。
近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他的故宫系列写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数十种，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美学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文物南迁》等。
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周末周刊：您是很有知名度的故宫文化传播者，在您眼中故宫是怎样一方天地？
祝勇：故宫独立而静谧，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又在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本营。
20世纪90年代，我就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觉得它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后来我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便觉得进入了一座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
周末周刊：深入宝藏，必然有许多令您心动、感慨处。
祝勇：比如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它，但它没有对游客开放。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时，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开玩笑说：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在故宫里，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古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从北京到拉萨、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故宫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
还有一次，我从冰窖餐厅的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仍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
周末周刊：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
祝勇：故宫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
周末周刊：随着文博产业的兴盛，故宫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这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看懂故宫，就是看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故宫？
祝勇：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达。正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所说，故宫博物院有它的职责和现代文化使命，应该将看向故宫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传播手段也尤为重要，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更新的传媒方式，更有效地进行传播。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我们要让故宫的文化传播既惹人喜爱，又特立独行。我的写作也一样，要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我们精神的来路
周末周刊：说起历史中的真相，您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这似乎透露着您解读历史的不同视角？
祝勇：是的。故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为满足皇家的权力需求，所以修建的建筑物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和物品也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龙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着也会不舒服。比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大小很有讲究，用虎口正好能握住。古物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诉求。所以，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
周末周刊：您给了我们一种认识古物的新视角。您把故宫的物称作“古物”而不是“文物”，有何深意？
祝勇：故宫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珍藏的文物有186万件之多，故宫的文物贯穿中华民族至少7000年历史。
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就是以“古物”来命名的“古物陈列所”。我用“古物”二字，正是为了强调其时间属性，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故宫的无穷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我们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
周末周刊：您创作的《故宫古物之美》，字里行间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
祝勇：面对古物，我相信那时的画家或工匠，在完成旷世名作时脑子里未必会装那么多的理念、术语，更多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就拿观看古画来说，作画与观画，心动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动。我们与古画隔了百岁千载，古人作画的时间、空间都已不再，假若观者心无触动，又如何能够穿透时间的隔阂，去与作画者心神相接？观画即是观人，指向的终究是人的精神脉动。
我们透过纸页去体会人的气息、去透视历史的命运，我们可以循着线条、笔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去贴近历史原初的形迹，去体会创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呼喊与彷徨。
周末周刊：与古物的对话犹如“逆光之旅”，能给当下的时代带来什么？
祝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古物是萧萧落木，透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滚滚长江。
故宫的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故宫可以承载国家记忆、彰显中华文化实力，并担负起中外文化的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是由故宫建成600多年以来的建筑和贯穿中华文明至少7000年历史的古物共同建构的。这些物质文明属于表层，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故宫，还应该透过物质去看人性、看人心、看中华民族的文明，那是我们精神的来路。
一墙之隔的寂寞与坚守
周末周刊：谈到古物背后的古人，自然会令人想到今天的故宫人。
祝勇：如今的故宫周边都是闹市，穿越闹市进入故宫，心就特别静。我相信大部分故宫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从事研究或文物修复、古画临摹等，其实他们稍作转型可以去搞文物鉴定、书画创作等，都可以赚大钱，但故宫人只想守着故宫，把一辈子奉献给这里。不同门类的专家年复一年在故宫开展研究，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前几天我去文物医院，看到新来的年轻摹画师正在十分耐心地临摹古画。按照我的眼光来看，她画得与古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老师傅说，她还在练习，水平还不够摹画呢。我想，这种耐心一半出于喜欢，一半出于责任感吧。故宫里的这些行当虽然寂寞，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在传承中更新换代，把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周末周刊：越是寂寞越见坚守的精神与价值。
祝勇：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故宫摹画师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国画创作才华大展时，因国家需要来到故宫博物院，默默无闻地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800年。临摹应该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冯忠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至1980年完成，历经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展出十分轰动，但文物保护规定，脆弱的文物展览时间不超过3个月，展品回到库房休眠至少3年，让它“恢复体力”。所以，冯先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成为重要的展品。
周末周刊：忘我与时间，成就了最好的“保存”。
祝勇：故宫有古铜、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等行当的修复师。例如，上过央视的“故宫男神”王津，在故宫修了40多年钟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某座复杂的钟表。让我特别震撼的是，他的大工作台上，零件铺了一台面，我问他，记得住吗？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复原？他说不用，完全记得住。王津是古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身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周末周刊：您最近的故宫写作聚焦哪些方面？
祝勇：我这几年的创作以及未来的影视转化，都围绕着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主题。
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近年来，我陆续到访一些南迁途经地，写下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长篇小说《国宝》这两部书稿。我希望通过写作抵抗遗忘，让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被时光湮没。历史主题写作的强大意义正蕴含于此。
周末周刊：在抵抗遗忘的过程中，您有何新发现？
祝勇：在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我与许多参与南迁故宫人的后代有联络，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细节。
老故宫人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老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回忆复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庄尚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庄灵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一家走的是西迁南路，在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他们生活窘困，内心却从容。当时，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石子、虫子的“五子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他们白天护着古物赶路，晚上在一起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样，一直亮着。
我看到庄尚严先生一家的照片，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怅惘伤感。正是古物给了他们信心，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坚不可摧的。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
那次与庄灵先生交谈，他说了一件事。他父亲晚年病重，在台北的医院里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北平。那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周末周刊：这一路上还有许多当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大家同心协力保护这份人类文化的遗产。
祝勇：我曾翻过许多史料，考证了南迁路上发生的许多意外。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发生的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中记载了这件事。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只能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使文物躲过一劫，安然无恙。
周末周刊：在书中您以什么方式来再现这些感人的故事？
祝勇：我的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小说即将出版，下一步还将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整体计划，对此进行影视转化和话剧转化，让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一个个重新“活起来”。
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周末周刊：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历经百年发展，故宫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祝勇：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说过的，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绝不是让我们去崇拜皇权，他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故宫从统治整个国家的皇权象征，变成人民的博物馆、变成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的是要建设新的文明和文化。
周末周刊：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正在全力打造“活力故宫”，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与活动让公众感受到，这种活力意味着让古代的文物与今天的生命发生互动，让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与今天的时代产生对话。
祝勇：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文化养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故宫文化以现代力量。”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周末周刊：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中而来，在今天依然滋养着我们的日常。
祝勇：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古人早已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们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会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们崇儒、爱道、尊佛。最终，中国人将其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匾额被挂上紫禁城的城门，这座昔日皇家宫殿厚重的正红宫门，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以来，首度向百姓敞开。
百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故宫，透过故宫的文化脉络，细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底，确立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深入故宫，我们以紫禁城为样本，在传承中创造新的文明；走出故宫，我们面向世界，构建更为夺目的“中国符号”。
近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他的故宫系列写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数十种，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美学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文物南迁》等。
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周末周刊：您是很有知名度的故宫文化传播者，在您眼中故宫是怎样一方天地？
祝勇：故宫独立而静谧，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又在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本营。
20世纪90年代，我就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觉得它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后来我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便觉得进入了一座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
周末周刊：深入宝藏，必然有许多令您心动、感慨处。
祝勇：比如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它，但它没有对游客开放。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时，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开玩笑说：那些灰尘都是古物啊。
在故宫里，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们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古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从北京到拉萨、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故宫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
还有一次，我从冰窖餐厅的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仍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
周末周刊：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
祝勇：故宫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
周末周刊：随着文博产业的兴盛，故宫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顶级IP”，这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看懂故宫，就是看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故宫？
祝勇：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达。正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所说，故宫博物院有它的职责和现代文化使命，应该将看向故宫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传播手段也尤为重要，如今我们正在利用更新的传媒方式，更有效地进行传播。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我们要让故宫的文化传播既惹人喜爱，又特立独行。我的写作也一样，要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我们精神的来路
周末周刊：说起历史中的真相，您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这似乎透露着您解读历史的不同视角？
祝勇：是的。故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为满足皇家的权力需求，所以修建的建筑物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和物品也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龙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着也会不舒服。比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大小很有讲究，用虎口正好能握住。古物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诉求。所以，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
周末周刊：您给了我们一种认识古物的新视角。您把故宫的物称作“古物”而不是“文物”，有何深意？
祝勇：故宫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珍藏的文物有186万件之多，故宫的文物贯穿中华民族至少7000年历史。
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就是以“古物”来命名的“古物陈列所”。我用“古物”二字，正是为了强调其时间属性，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故宫的无穷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情感、盛衰、哀荣，我们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
周末周刊：您创作的《故宫古物之美》，字里行间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
祝勇：面对古物，我相信那时的画家或工匠，在完成旷世名作时脑子里未必会装那么多的理念、术语，更多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就拿观看古画来说，作画与观画，心动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动。我们与古画隔了百岁千载，古人作画的时间、空间都已不再，假若观者心无触动，又如何能够穿透时间的隔阂，去与作画者心神相接？观画即是观人，指向的终究是人的精神脉动。
我们透过纸页去体会人的气息、去透视历史的命运，我们可以循着线条、笔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去贴近历史原初的形迹，去体会创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呼喊与彷徨。
周末周刊：与古物的对话犹如“逆光之旅”，能给当下的时代带来什么？
祝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古物是萧萧落木，透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滚滚长江。
故宫的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故宫可以承载国家记忆、彰显中华文化实力，并担负起中外文化的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是由故宫建成600多年以来的建筑和贯穿中华文明至少7000年历史的古物共同建构的。这些物质文明属于表层，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故宫，还应该透过物质去看人性、看人心、看中华民族的文明，那是我们精神的来路。
一墙之隔的寂寞与坚守
周末周刊：谈到古物背后的古人，自然会令人想到今天的故宫人。
祝勇：如今的故宫周边都是闹市，穿越闹市进入故宫，心就特别静。我相信大部分故宫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从事研究或文物修复、古画临摹等，其实他们稍作转型可以去搞文物鉴定、书画创作等，都可以赚大钱，但故宫人只想守着故宫，把一辈子奉献给这里。不同门类的专家年复一年在故宫开展研究，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前几天我去文物医院，看到新来的年轻摹画师正在十分耐心地临摹古画。按照我的眼光来看，她画得与古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老师傅说，她还在练习，水平还不够摹画呢。我想，这种耐心一半出于喜欢，一半出于责任感吧。故宫里的这些行当虽然寂寞，但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在传承中更新换代，把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周末周刊：越是寂寞越见坚守的精神与价值。
祝勇：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故宫摹画师冯忠莲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国画创作才华大展时，因国家需要来到故宫博物院，默默无闻地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800年。临摹应该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冯忠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至1980年完成，历经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展出十分轰动，但文物保护规定，脆弱的文物展览时间不超过3个月，展品回到库房休眠至少3年，让它“恢复体力”。所以，冯先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成为重要的展品。
周末周刊：忘我与时间，成就了最好的“保存”。
祝勇：故宫有古铜、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等行当的修复师。例如，上过央视的“故宫男神”王津，在故宫修了40多年钟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某座复杂的钟表。让我特别震撼的是，他的大工作台上，零件铺了一台面，我问他，记得住吗？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复原？他说不用，完全记得住。王津是古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身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周末周刊：您最近的故宫写作聚焦哪些方面？
祝勇：我这几年的创作以及未来的影视转化，都围绕着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主题。
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近年来，我陆续到访一些南迁途经地，写下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长篇小说《国宝》这两部书稿。我希望通过写作抵抗遗忘，让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被时光湮没。历史主题写作的强大意义正蕴含于此。
周末周刊：在抵抗遗忘的过程中，您有何新发现？
祝勇：在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我与许多参与南迁故宫人的后代有联络，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细节。
老故宫人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老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回忆复原了许多历史细节。庄尚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庄灵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一家走的是西迁南路，在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他们生活窘困，内心却从容。当时，吃的是掺杂着沙子、石子、虫子的“五子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他们白天护着古物赶路，晚上在一起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样，一直亮着。
我看到庄尚严先生一家的照片，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怅惘伤感。正是古物给了他们信心，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坚不可摧的。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
那次与庄灵先生交谈，他说了一件事。他父亲晚年病重，在台北的医院里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北平。那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周末周刊：这一路上还有许多当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大家同心协力保护这份人类文化的遗产。
祝勇：我曾翻过许多史料，考证了南迁路上发生的许多意外。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发生的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中记载了这件事。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只能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使文物躲过一劫，安然无恙。
周末周刊：在书中您以什么方式来再现这些感人的故事？
祝勇：我的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小说即将出版，下一步还将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整体计划，对此进行影视转化和话剧转化，让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一个个重新“活起来”。
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周末周刊：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历经百年发展，故宫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符号”。
祝勇：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说过的，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绝不是让我们去崇拜皇权，他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故宫从统治整个国家的皇权象征，变成人民的博物馆、变成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的是要建设新的文明和文化。
周末周刊：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正在全力打造“活力故宫”，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与活动让公众感受到，这种活力意味着让古代的文物与今天的生命发生互动，让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与今天的时代产生对话。
祝勇：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文化养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故宫文化以现代力量。”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周末周刊：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中而来，在今天依然滋养着我们的日常。
祝勇：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古人早已学会了区分生命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们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会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们崇儒、爱道、尊佛。最终，中国人将其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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