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昌林：5%的增长目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解码政府工作报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志锦 北京报道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财政货币政策定调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昌林。
王昌林认为，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考虑了促进就业、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既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21世纪》：如何理解2024年经济增长5%左右目标的设定？
王昌林：这个增速目标是根据我们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发展需要等综合考虑设定的。第一，国内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5%左右，因此设定5%的增长目标是有条件的，也是可行的。第二，5%左右的增长是实现中长期目标的需要。按照此前规划的中长期目标，2035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5%以上的平均增速。第三，5%左右的增长目标也是当前稳就业、防风险的需要。如果经济增速过低，那么新增就业任务就没法完成，同时一些风险矛盾也会集中暴露出来。
综合来看，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考虑了促进就业、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既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21世纪》：由于低基数效应不再，今年要实现5%的增长难度相对较大？
王昌林：确实有一定难度，尤其在去年基数较高的基础上，但总体看还是有可能的，跳一跳还是可以够得到。设置5%的增速目标也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态度，国际权威机构预测我国今年经济增速在4.5%左右，有的预测增长4.8%，已经很接近5%了。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空间也较为充足，只要我们措施得当、有力，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实现5%的增长目标应该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后，不仅要关注量的增长，在增长速度保持稳定的同时更要促进质的有效提升。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财政政策方面，赤字率按照3%左右安排，并发行万亿特别国债。如何看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安排？
王昌林：财政政策还是按照加力提效的要求执行，3%左右的赤字率对应的赤字规模达到4.06万亿元，比去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增加了1000亿元，达到3.9万亿元。再加上1万亿特别国债，今年政府债的总规模达到9万亿左右的水平，再考虑到去年增发的万亿国债大部分结转到今年使用，今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要明显强于去年。
再加上今年财政收入会保持恢复增长势头，算下来财政支出的盘子还是不小的。今年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扩大到28.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所以，今年的财政政策总体来看是适度加力的，关键是要把这些钱花好、用好。现在的财政政策能够确保5%左右的增长目标实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有需要，财政政策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力。
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但也有一定的结构调整功能。现在货币政策的总量是够的，但货币政策传导还存在梗阻，因此货币政策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打通梗阻、提高传导效率，精准有效地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第一项任务是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将这一任务放在第一位？
王昌林：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当前看，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努力推动形成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成长壮大，在数字经济、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换道超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实现重大突破，我国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基础和优势。只要我们把握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在新赛道实现跨越发展。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比如蒸汽机、电力等。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就是要把握产业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机遇，发展出一些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毫无疑问地成为当前政策的“当头炮”，也是当前政策的首要着力点。
《21世纪》：如何理解宏观调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王昌林：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在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产业政策加强对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财政政策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增加等。但支持力度还不够，未来宏观调控需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壮大添油助力。
《21世纪》：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
王昌林：一是加强新科技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目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但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需要组织不同领域的有关专家，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进一步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厘清颠覆性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研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等重大理论问题。
二是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规划。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科技、经济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等部门，在前期战略研究基础上，广泛征求有关社会各界意见，加快研究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规划，并将其作为“十五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大专项规划，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措施，以更好引导社会投资，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1世纪》：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房地产对宏观经济的拖累加大，一些观点认为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抵补房地产行业下降的影响，对此如何评价？
王昌林：从发达国家来看，房地产行业还是一个支柱产业。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但房地产行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我们要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分依赖。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们要逐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比如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到这些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后，经济就会转型为以新兴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内新旧动能转换可能会出现青黄不接，经济增长可能还会有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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